一、云南河蚌去哪里放生

1、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汉人已有放生的习俗。《列子·说符篇》记载，赵国邯郸城民众在正月初一贡献斑鸠给赵简子，赵简子每每都在厚赏民众后，将斑鸠放生，以示诸侯有好生之德。（《列子·说符篇》：“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日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西汉时期在正月初一有放生鸟的习俗，传说这是因为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躲避项羽的追捕而藏到一个井中，藏好后有几只鸟飞到井边栖息。追兵看到井边有鸟就不怀疑刘邦藏在里面。

2、在佛教的影响下，放生和护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一些信佛的封建帝王大力提倡放生和护生。《魏书·释老志》曾记载：北魏延兴年间，退位的魏显祖拓跋弘在猎鹰的过程当中，擒获了一只鸳鸯，它的伴侣虽未被擒，却绕着它悲鸣不合离去。拓跋弘就下令将那只鸳鸯放生。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特别崇尚佛教，自己终生素食，并大力推行素食，可以说对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以佛教徒和皇帝的双重身份，接连颁布“断酒肉文”、“论酒肉敕”、“喝断肉律”、“禁牺牲文”等诏令。既用佛教戒律，又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禁止食用酒肉，甚至不许用畜禽作为祭祀用品，这对护生有极大的帮助。隋文阐扬释门护生之义，于开皇三年(583年)立敕，规定了“长月断杀”之制：“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遍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全隋文》卷每年三长月，每月八天，一切僧俗不得杀生。这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性的保护动物的活动。唐代统治阶级也大力提倡释门的护生观念。

3、由于放生既源于我国古代民俗，又有佛教经典的依据，因此放生在我国民间和佛教界均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有关放生的诗文。宋代陆游诗云：“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元代赵孟頫诗：“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这些诗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一般说来，放生是寄托着深厚的佛教意蕴，因而是十分庄严的，但在其传播过程中亦出现了一些与放生塬旨不符的流弊。

4、〖原文〗达摩云：“我有一领袈裟，传授与汝。”惠可白和尚日：“法既以心传心，复无文字，用此袈裟何为?”大师云：“内授法印，以契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虽则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于中三世诸佛，递相授记。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后代传法者有禀承，学道者得知宗旨，断众生疑故。”惠可便顶礼，亲事九年，昼夜不离左右。达摩大师乃而告日：“如来以净法眼并袈裟付嘱大迦叶，如是展转，乃至于我，我今付嘱汝。汝听吾偈日：‘吾本来土，传教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据（祖堂集）卷二）

5、
〖译文〗达摩说：“我有一件袈裟，传授给你。”惠可问和尚说：“既然禅法以心传心，而且不设文字记录，还要这袈裟干什么？”大师答：“内授禅法准则，用来印证悟心；外传袈裟，用来确定禅教宗旨。虽然袈裟不在禅法之上，禅法也不在袈裟之内，三世中诸位佛圣，用这种方式递相传授法信。今天我也用袈裟表明法信，使后代传法的人有所禀承，学道的人能确知宗旨，断除众生的疑虑。”惠可便向大师礼拜，亲身侍奉九年，日夜不离大师身旁。达摩大师于是告诉惠可说：“如来佛将清净法旨连同袈裟交付给大迦叶，如此代代传授而轮到了我，今天我交付给你。你听着我的偈语：我从印度来到此土，传播教义救度众生。一花开出五片叶子，结出果实自然成功。

6、面具在藏语中称作巴，主要用于藏传佛教的宗教乐舞、藏戏以及各种民间表演活动中。几千年来，缤纷多彩、形式多样的面具沉淀了藏族的文化精髓。它源自神秘的宗教世界，也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迈进了更为广泛的艺术世界中。在西藏，面具大致分为宗教和民间两大类。早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吐蕃王国时期，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的祭礼仪式中表演的土风舞里面就有模仿百兽的场面，那时便开始采用面具。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发展，逐渐产生了寺庙里一种戴面具的宗教祭神舞蹈——羌姆。喇嘛们在跳羌姆时，借助面具、服饰和法器扮演神灵，驱魔祛灾，祈祷和平安乐。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格鲁派的羌姆历史悠久，在历代班禅大师的努力下传承至今，被列为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扎什伦布寺羌姆负责人洛桑亚培喇嘛认为：羌姆有各种不同的面具，这些面具表现本尊、护法神及他们的随从，例如密宗里面的大威德金刚、密集金刚等等。面具扮相有慈悲相和愤怒相之分，以愤怒相较多见，表现诸神的威严、凶猛和斩妖除魔的力量。虽然《藏经》中的《造像量度经》对寺庙宗教面具的尺寸、形态、标识等都规定了制作规则和方法，但出自不同艺人手中的羌姆面具却是千差万别。羌姆面具有皮、木、泥、纸、布、铜、铁等各种材质，以纸泥胎、布胎最为多见。扎什伦布寺的喇嘛达瓦次仁说，他们的羌姆面具都是由该寺严格按照格鲁派各位神的原貌制作而成的。我们的面具都是寺里做的。寺庙里面专门有铜匠、刺绣等工匠，他们专门做羌姆袈裟，还有面具。藏传佛教分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各派的羌姆虽然形式和内容各有异同，其面具颜色常为蓝、黄、红、白和黑，但目的大都是驱魔和祈福

7、佛教与中华传统生态文明

8、本文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近年来主要从事佛教地理研究。2006年以来与研究团队一起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三角人地关系过程中的佛教因素》的研究工作[1]，最近又接受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委托项目《中国传统环境文化发展概况》[2]，对这一问题略有些思考。具体的细节研究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在此先将我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总体思路和目前已经取得的初步认识稍作汇报，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教。

9、佛教是中华传统环保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10、中国传统的环保思想，近年有人以“休养生息”四个字进行概括。“休养生息”在古代是一个政治术语，用来描述轻徭薄赋的国家政策，意为与民休息，清静无为，尊重事物的生长规律。其中，“休”，像人止于木下之形，意为“停止、中止”；“养”，《周礼?疾医》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其含义为“治疗调养”；“生”，意为“发育、生育”；而“息”，则指“生繁、孳长”。这些本来与环境关系不大。但近年来，人们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常借它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虽于典无据，而意思却十分贴切。因为“休养生息”描述一个“休止——调养——生育——孳息”的过程，其含义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高度一致。中国古代环保思想的核心也是主张人类活动不要过多地干预自然。

二、北京哪里有放生池卖

1、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都有关于休养生息的思想资源。其中，儒家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佛家对下层民众影响特别广泛，因而儒、释两家的思想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佛教缘起论的哲学基础与因果报应的生命逻辑，大千世界的宇宙模式与众生平等的道德观念，以及僧侣选择山林进行清修的行为模式，无疑构成了中国传统环保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渊源。

2、佛教观念制约信众的环境行为

3、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它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为传统环保思想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它还为信众制订了诸多行为规范。其中有不少是具有环境意义的。

4、最重要的当然是通过戒杀、放生，对野生动物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作用。已有学者注意到，由于古代寺院往往占有大量的山林、水体，这些区域几乎具有如今“自然保护区”之类的意义。其实还不止此。从分类上着眼，至少还有两类较突出的环境行为：一是佛寺建筑的布局，大多附设有园林，对环境具有明显的美化作用。这一点，不独乡村寺院为然，城市中佛寺的环境意义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一直不考虑服务普遍百姓的公共空间，因而寺院在事实上也就肩负了公园以及避暑胜地之类的作用[3]。

5、其二是由于佛教观念的影响，很多信众愿意在身后选择火葬，渐次形成民间习俗。而这一点是具有环境意义的，尤其在地狭人稠的长三角地区，可以节约土地资源。

6、就影响人群、影响范围来说，佛教观念其实远不是止对信众起作用。中国佛教僧侣在总人口中当然是一直只占少数，以在家众而言，不便、也缺乏统计，其数量在总人口中很可能也不占多数；但是，佛教的影响是普遍的、深远的。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传统的岁时习俗便可以得其大概。四月八的佛诞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年底的腊八节，还有其他众多佛菩萨的诞日，各地都普遍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并且是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岁时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佛教对环境的影响是不以信众为限的。

7、这一方面，笔者着重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吴淞江流域，因佛寺而兴的市镇特别多。较著名的如：七宝镇、龙华镇、法华镇、青龙镇、南翔镇、真如镇、方泰镇、天通庵镇。以致有学者在研究太湖流域的市镇问题时指出：“以寺成市，因庙成镇，是太湖流域市镇发展的又一特点……通观太湖流域市镇的兴起，其中有相当数量无不与寺院宗教活动有关。”[4]

8、这样一种地理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市镇作为较高级别的居民聚落，它本身是一种地表景观，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同时是形成其它地理景观的基础。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正在兴起用GIS技术研究人类在地表活动的演进过程，从自然环境变迁、到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到居民聚落的形成、再到社会文化层面的变迁，这中间，聚落数据特别地具有一种数据骨格的作用[5]。

9、不独长三角一隅为然，在其它地区，特别是藏传佛教地区，因寺而成镇的现象也所在多有。只是其密度存在着地区差异而已。

10、笔者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现象的形成机理，目前正在指导学生对这一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初步的感觉是，它与香市存在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