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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放生护生会,中国社科院世宗所“宗教社会学2014北京论坛”在北京召开

文章出处:未知责任编辑:admin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24-06-18 11:25 字体大小:【

一、长沙螺蛳去哪里放生

1、佛教在线北京讯2014年10月17日,“宗教社会学2014北京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论坛开幕式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金泽研究员主持,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致开幕辞。

2、曹中建书记回顾了自1964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现状调研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回顾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社会学经典著作翻译、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3、曹中建书记指出,当前,宗教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影响日益凸显,宗教并未走向私人化、边缘化,而是产生了重要的公共影响。这一宗教现象,促使学者重新反思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反思启蒙运动以来关于宗教世俗化的理论主张,促生了新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论、宗教生态论等诸种理论。那么,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究竟应处于何种位置,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何,宗教与社会互动、变迁的机制如何等,这些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变得日益重要,急需进行深入研究。

4、为了更好地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更好地促进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了宗教社会学论坛,并正式出版《宗教社会学》辑刊。尽管论坛才办了一届,辑刊才出了两期,但反响不错,这坚定了我们把宗教社会学论坛及《宗教社会学》辑刊继续办下去的决心。曹中建书记介绍了宗教社会学论坛及《宗教社会学》辑刊基本情况。他指出,宗教社会学论坛的目的是为学界搭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推进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宗教社会学话语体系而共同努力。《宗教社会学》辑刊由中心论题、经典钩沉、理论前沿、书评与学科综述等栏目组成,强调围绕宗教社会学理论某一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宗教有理论深度的社会学研究。

5、曹中建书记指出,宗教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较为新颖的学科。三十年来,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与欧美相比,中国开展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较为短暂,研究水准仍有较大的距离。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仍落后于中国宗教现实,对一些热点问题缺乏研究。总体来讲,中国宗教社会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一批年轻学者的成长,其未来发展值得期许。

6、曹中建书记强调,本届的宗教社会学论坛有一个特点,就是参会的学者当中青年学者占多数,这说明宗教社会学论坛有希望,宗教社会学有希望。最后,曹中建书记希望宗教社会学论坛能够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希望参会的诸位学者为构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概念与话语体系而努力。

7、“宗教社会学2014北京论坛”的主题是“理论溯源”,旨在对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追根溯源,进行知识考古,厘清其内涵与流变。本次论坛设有以下分论题:理论溯源;宗教类型学;宗教认同;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当代宗教研究。

8、论坛的第一场理论溯源专题将于上午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广明研究员主持,由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评议。该场由梧州学院讲师吴军博士、北京大学张文杰博士、深圳大学讲师邵铁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邱永辉研究员分别发言。吴军博士发言的题目是《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概念的三重维度》,张文杰发言的题目是《世俗化理论之前的“世俗化”:概念谱系的初探》,邵铁峰发言的题目是《涂尔干的知识论:宗教与概念》,邱永辉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社区”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初探》。

9、会议得到了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郑州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10、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的第二届“宗教社会学论坛”,承接2013年第一届宗教社会学论坛的主题“西方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意在加深对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对其进行溯源,尝试引导学界关注学科基础研究,夯实学科基础,推进学科积累。这次论坛既关注西方理论,又立足中国宗教与社会实际;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关怀;既探讨西方理论之源,又研究其对中国宗教的解释力及其适用性、局限性,力求在理论溯源和中国宗教现实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积极推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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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始建于唐代,是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名刹之一。经过千余年来自然与人为的损坏,寺中早已没有唐、辽时代的建筑物了,连现存的寺庙规模也是明代重建时形成的,比唐代,辽代缩小了很多。但如果我们把寺庙现存古碑碣遗物和古方志上的记载相对照,还可以了解到此千年来建筑演变兴废的概况。

2、悯忠寺始建的年代,寺存唐、辽石刻没有提到。《元一统志》①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曾想在这里立寺,未能实现。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追感先帝之志,建悯忠寺。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寺东南隅建塔。二年后,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史思明又在西南隅建塔。两塔在寺前东西对立。东塔名称不详,只知道塔内曾有当时著名书家苏灵芝的墨迹。西塔名无垢净光塔,有唐代石刻两通,其一世称《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寺中现存第一古石刻。此碑原署安禄山圣武年号,经过磨改,碑文也有改刻,多所掩饰。不过从碑文中还是可以看出这塔是史思明为安禄山叛乱称帝和定都幽州祈福而建的。其二是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史思明暂时降唐时所立,改说为肃宗即位建造,以掩盖为安禄山造塔之迹。此碑原石久佚,碑文尚收于古籍中②;文中描写无垢净光塔是“甃凹磨凸,刓方铲圆。龙鳞错落以用密,虎口杰竖以攒(攒?)扣。枓栱杈丫以分赴,绮疏四合而洞开。……飞楹栈道,诘立四顾而震魂;井干陵临,穷览周流而失瞬。”大约它是一座有一定高度的方形木塔,四面有开敞的窗子,塔下有做工精致的砖石基座。碑中只说塔建于寺之般若院,对寺院全貌没有进一步描述。但综括上面史料,可以推知这时悯忠寺可分为三路,中路是正殿,可能有三门、迥廊及讲堂。东西两路各有几个院,最前二院内建东西塔。这是唐代较常见的大型佛寺布局,《长安志》所载唐长安佛寺中就有几个是前列东西塔的。唐时日本所建的奈良东大寺的原状也是这样的。

3、寺内另有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清初尚存,今佚)和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释复严《葬舍利记》两通唐代石刻。据两石刻和地方志所载,在会昌灭法时,“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寺居然未废,直到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才毁于火。史思明所建木塔大约就毁在这时。不久,节度使李匡威重兴寺庙,建面阔七间高达三层的观音阁,中置大悲观音立像,又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把废塔基中的舍利掘出,埋在阁内观音像前。这可能是悯忠寺建阁之始。唐昭宗乾宁末年(四年?公元897年)节度使刘仁恭又把塔重建起来。这样,到唐末时悯忠寺又逐渐恢复起来,它的主要变动是在中路大殿之后建了观音阁。

4、辽代大约是悯忠寺最兴盛烜赫的时期。幽州在辽时扩建为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悯忠寺这座唐代名蓝成为辽南京最重要的寺庙之一。辽代帝后曾在这里斋僧建道场,北宋使臣到燕京也往往安排来寺参观,有时甚至在寺内设行馆下榻,可以想象这时寺内建筑是相当宏伟精洁的。在辽代前期,悯忠寺曾多次修葺或局部改建。如辽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观音阁灾,穆宗应历五年(公元955年)重建,改三层为二层,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建释迦太子殿,道宗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观音阁摧于地震,辽帝下诏修复。到道宗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在寺名前加“大”字,称为“大悯忠寺”。

5、辽代对悯忠寺大规模重修在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重新把观音阁由二层改为三层。寺内现存的《舍利石函紫褐师德大众题名》辽代石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此石约刻于道宗寿昌四年(公元1098年)稍后一些,上有“盖阁都作头”康日永,“盖殿、宝塔都作头”娃敏两个监修官吏衔名和“阁殿砌作头蔡惟亨,祋世千”两个工匠名字。这表明这次重修除阁外,佛殿、宝塔也都重修了;这样大规模的重修大约仍是原有建筑受1057年大地震严重破坏的缘故。石函上还刻有当时寺内的僧职,有“寺主兼宝塔主”、“阁主”(两个),“殿主”、“藏主”、“太子殿主”,“东塔主”、“西塔主”,可知这时寺内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殿、经藏,太子殿、东塔和西塔等。这次重建的塔可能由木塔改为砖塔了。宋元人记载多说寺有砖塔,如文惟简《虏庭事实》说“东西砖塔可高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大约就是指这重建了的塔。这石函上题名也证明金、元、明人登临题咏的所谓唐建悯忠阁,安史建双塔都是辽大安重建之物。总的说来;辽时的悯忠寺布局沿续唐时,但主要建筑物都经重修,并增加了经藏和太子殿。这两殿可能就在中路大殿与阁之间,两侧迥廊之前的位置。

6、辽南京大悯忠寺和北宋东京大相国寺有很多相似之处。据史籍所载,至迟在唐五代之际,大相国寺已具有前为三门,中建佛殿,后有资圣阁,东西有塔院和禅院、律院的巨大规模,悯忠寺的布局和它基本相同;两寺的位置也都在都城内东南侧,前临大道;从使用性质上看,两寺都是皇帝亲临行香、建道场,斋僧的巨刹。这种情况说明悯忠寺在辽南京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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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元两代悯忠寺的布局和建筑都没有大的变动。据《靖康稗史》记载,金人俘获宋钦宗及后妃宫人等,途径燕京时曾在这里拘押,但称之为悯忠祠。书中所收《青宫译语》等三篇文字都称之为“祠”,当不是误记。改寺为祠时间可能不长,到金代中期,当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在此策试女直进土时,《金史》又称它为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还曾重建了前殿和太子殿。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元兵破中都,寺可能小有损坏。但双塔和阁在元末乃贤和元明间人袁凯诗中曾提到,可能元末尚存。到了明初,在志书中已说:“今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3]大约是毁于明初兵燹了。

8、约七十年后,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重建寺宇。据寺中碑文,这次重建的规模是“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完缮,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内植佳木,外缭周垣。”不久又建了大藏经阁。这次重建后改名为崇福寺,现在的法源寺的布局就是这时形成的。它从天王殿起北至藏经阁止,在中轴线上放了五六层殿阁,再用配殿和两庑围成南北180余米。东西50米的封闭的殿庭。天王殿南50米为山门,中间建钟鼓楼。这是北京常见的明代寺庙的布局形式,西山的碧云寺、卧佛寺等大体都是这样。

9、清代在顺治时曾建戒坛,康熙时重建藏经阁。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又发帑金重加修缮,改寺名为法源寺。这次修缮工程可能相当大,以致现在看到的法源寺内建筑物基本上是清式的了。现在寺内中轴线上的无量殿建筑过小,其左右配房和跨院打破了东西庑的完整,截断了东西庑外侧的南北通路,这大约是经过重修造成的,为适应整个布局而安排的?

10、今天政府又拨出巨款对法源寺做大规模的修缮,使这座千年古刹又呈现出殿阁参差金碧交映的景象。尽管现存建筑多是明建清修,在首都古建筑中不居前列,但遗存文物中除唐、辽古石刻外还有两个古代石柱础,却是至为难得的早期建筑遗物。足够我们缅想此寺的悠久历史,并通过它具体了解唐、辽以来悯忠寺建筑的宏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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